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有一段講他在中共建政後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經過。
他說1949年入讀燕京大學後，團組織開始積極發展他「入團」。他看到團組織如此爭取他，一種自我陶醉的心理潛滋暗長，於是他同意了申請。在他同意後，大規模的調查便開始了。首先向認識他的老師與同學調查他的言與行，之後召開一次全系師生大會，聽取及回答大家對他的質詢和評論。他輕鬆過了關，大概兩三個月之後，他在香港收到通知，申請已獲准，等他回校後正式辦理人團手續。他沒有再回去，因此未正式入團。但在申請入團時期，他事後分析在精神上發生了一次變異：一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則是「左傾幼稚病」。對此，他說了一件從來沒有對人說過的事：1949年12月一位安徽同鄉來訪，他是一位牧師，他告訴余英時安徽的近況，主要是地方幹部的殘暴行為，以及窮人生活更為困難等等。余說，「他的話還沒有講完，我的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已發作。聲色俱厲地駁斥他的事實陳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剛剛撿來的宣傳八股。他猝不及防，滿臉錯愕，狼狽而去。但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失去理性，人性也歪曲得所剩無幾。」十幾天後，余去香港，聽到更多真實情況，他心中後悔不應該對那位牧師如此粗暴無禮了。
他說，「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覺得無地自容。」這件事讓他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也由於有此體驗，他才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象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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