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金庸《袁崇焕评传》，说说金庸的史学态度

重读金庸《袁崇焕评传》，说说金庸的史学态度

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五部武侠小说传于当世，金庸小说文笔平和流畅，情节引人入胜，对人性的把握更是颇见功力。可以说，本来不登大雅的侠义小说能获得现今雅俗共赏的地位，金庸功莫大焉。
除武侠小说以外，金庸还有一些散文和社论等作品，但在中国大陆，这些作品的影响力都不及其武侠作品。作为普通读者，能阅读到的，更多的是附于其武侠作品之后的东西，如《袁崇焕评传》（附于《碧血剑》之后）、《关于“全真教”》（附于《射雕英雄传》之后）、《三十三剑客图》（附于《侠客行》之后），等等，而其中《袁崇焕评传》（此后简称《袁》）显得很是特别。
优秀的文学作品讲究文以载道，而武侠小说，其实是一种重“阅读体验”而轻“文以载道”的特殊文体。金庸的小说亦是如此，无论故事多么曲折动人，金庸本人只能“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不做任何评论。《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一篇历史人物评传，是金庸的一次尝试，尝试着“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在这篇评传里，读者可以直观的看到金庸本人的观点。

第一次看《袁》，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的我，和许多少年一样，迷恋金庸的小说；那时的我，会把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所有出版物的文字看做真理，看做金科玉律，看做不容辩驳的事实；那时的我，看完《袁》后会捶胸顿足、愤恨不平，恨不能穿越回明末先打崇祯皇帝一个老大耳刮子，然后助袁督师挥兵北进，荡平敌寇，王师所至，义旗所指，匪邦灰飞烟灭。可是……近日重读，我却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就是：相较于金庸武侠作品的巨大成就，其研究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值得推崇。
读史是枯燥的，史料繁杂，甚至真伪难辨，各专家学者的成果也不尽相同。一个有责任心的研究者必然会综合各种资料学说，用心研究，去伪存真，以求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金庸是小说家，写评传就是有朝学者方向发展的意向，他能否具备这种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窃以为有待商榷。
《袁》全篇将近八万字，引用了大量的明清史料、信件以及其他学者的著述，就史实而言，还算比较详尽。然而，这样一篇史料详尽的评传，初读时，因为其可读性，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高大的悲剧英雄形象，看罢让人义愤填膺、抑郁不平；再读时发现，发现让我“抑郁不平”的文字几乎都来自金庸的评论；继而复读，感觉有点别扭，因为明知道评传中所言未必全部正确，可是偏偏史实俱在，似乎无懈可击。最后又静心通读几遍，终于发现症结所在。
那就是，金庸在创作《袁》的时候，首先是把袁崇焕定位成一个大业未尽的救世主式的悲剧英雄形象，而在评传中所引用的资料，或舍或取；所作出的评论，或褒或贬，皆是为了塑造这一形象而服务的。由此，主观代替了客观，庞杂的史料记载，不过是证明某之观点的工具。所谓“评传”者，其实是“评”与“传”分离的，“传”是讲了一个故事，而“评”，其实是作者观点的肆意发挥罢了。

要塑造袁崇焕这一悲剧英雄，首先要交代袁崇焕所处的时代背景。金庸用了很长的篇幅详解了明清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简而言之就是，满清主明臣贤、兵强马壮，明朝君昏臣奸、兵穷将弱、内忧外患。在这里，金庸对明末的几位帝王毫不吝啬贬损之言，即有事实，亦有主观臆测，不过总算还是有些依据的；可是，对满清的吹捧就让人觉得……有点恶心。比如金庸说：“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要评论一个朝代优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民生活等多方面考虑，而金庸认为清朝好，仅仅是因为清朝皇帝个人素质高，这样的逻辑实在不怎么高明。而努尔哈赤，被金庸吹捧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这让明太祖、明成祖情何以堪啊？更无耻的还有：“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当我看到“间接打败荷兰兵”这句的时候，顿时六神无主、好一阵凌乱，金庸的逻辑水准真的让人很是担心。按此说来，朱元璋和朱棣都曾经北伐蒙古，打败了成吉思汗的后代，这个“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又怎么能轮到努尔哈赤呢？而其他的诸如皇太极“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云云，实在不说也罢！
其实金庸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明朝内外交困，满清朝气蓬勃。金庸如此胡言乱语，无非就是突出袁崇焕是在何其艰巨的条件下应对辽东战局。

此外，金庸有强烈的扬清抑明情结，说什么“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若论专制，明朝又岂能望满清之项背？若论腐败，明末的确是腐败。可是，说到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晚清的腐败程度，恐怕不输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啊！！若说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者的残暴不表示统治就残暴，明朝统治者残暴却大多是对大臣官员残暴，再残暴也不会屠杀本族人民。清朝皇帝的个人素质普遍高于明朝，皇帝不残暴，可皇朝的统治未必不残暴，满清入关后对汉族人民的屠杀，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江阴、广州等地的大屠杀等等，何其残暴，数百万人死于刀兵，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胡乱华和蒙古灭宋之时，何时有过如此残暴的大屠杀？而至于“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云云，实在让人哑然，不知道汉代文、景皇帝，隋代文皇帝，明代孝宗皇帝之名，金庸可曾有闻乎？

为了塑造英雄形象，金庸在评论袁崇焕时，宣其功、掩其过，宣扬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这实在是小说家的一厢情愿了。袁崇焕行事操切莽撞，性格上有重大的缺点，屡次战功的背后总有抗上犯忌的影子，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屡次犯崇祯皇帝忌讳，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金庸说袁崇焕的缺点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不过是以生花妙笔变贬为褒罢了。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文官将兵，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等，后被崇祯皇帝以擅杀毛文龙、己巳之变护卫不力以及私自与后金议和等罪名正法，处以凌迟之刑。袁崇焕其人，以一孤城独守宁远，可见其勇；身受冤狱仍能以大局为重，招祖大寿回兵退敌，可见其忠；被抄家以后，家无余资，足见其廉。如此之人，在战场上屡有大功，在战场外却又屡犯忌讳，比较为人所诟病的自然是擅杀毛文龙了。虽然毛文龙未必是良善之辈，可是毛文龙的皮岛远在后方，满清无水师不能征讨。清军出征时，毛文龙亦能袭击其后方，清军多次因为后方受扰而班师。毛文龙在皮岛，满清欲攻而不能，如鲠在喉。毛即死，清军后方无忧，不久后果然出兵远征，绕道蒙古，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贸然杀毛，以致如此后果。退一步说，毛文龙也是一方总兵，军区大元，手持尚方宝剑，就算罪恶滔天，也轮不到袁崇焕来杀。袁崇焕刚刚加兵部尚书，不过是在理论上略高于毛文龙，实际上仍然实掌辽东而已，袁崇焕远去双岛，深入毛文龙地盘，矫诏杀毛，这就好比新任国防部长（实际只直辖两个军区）到南京军区视察，却假托中央军委的名义，把南京军区司令给枪毙了。袁崇焕如此行事，另亲着快、仇者更快。可是这样的重大过错，金庸为了维护袁崇焕的英雄形象，首先强调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正义性，在《袁》中以大篇幅挑出了毛文龙的毛病，让我这个读者都觉得袁杀毛不异于举义刀而杀贼，为国为民，大快人心。然后施展了“扬功掩过”之妙手，只说他“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然后推测袁杀毛是出于其“刚强果决”的性格，是为了“整饬军纪”。哈哈，袁崇焕整饬军纪整到大后方双岛上了，“鲁莽蛮横”也成了“刚强果决”，小说家之妙笔令人佩服。

袁崇焕私主议和，虽说利益巨大，可是很犯忌讳。金庸大谈议和利弊，把拒绝议和的崇祯皇帝描述的愚蠢之极，毫不吝啬笔墨为袁崇焕擅主和议百般辩护，一厢情愿的歌颂袁崇焕议和的大智大勇，百般讽刺大明君臣的狂妄自大。但是无论金庸怎么为袁崇焕辩解，有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袁崇焕这个前线的军事将领，在没有得到朝廷许可的情况下和敌人私自议和。放在今天的话，就好比北京军区司令瞒着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敌对国家私自议和。
其实这事还真没必要如此大书特书，袁崇焕是个“广东蛮子”，是个痴汉，议和于时局有利，能为自己争取充足的时间，于是便暂时议和了，其实是为了将来的“战”做准备。当然了，明朝对外是从来都没有议和之说的，身为一方大员的对外姿态当然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议和之事不是不可为，而是不当为。平心而论，袁崇焕是个英雄，但是政治敏感度真的不高。

众所周知，袁崇焕蒙冤和皇太极的反间计或多或少有点关系，而关于反间计的最早的记载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才有的，各种记载还略有出入。有的著作认为反间计是在袁下狱以前施行的，还有的记载是袁下狱以后皇太极才施行了此计，加重了崇祯皇帝的疑心。而在《袁》中，金庸为了突出袁崇焕下狱的悲剧色彩，也为了表现出崇祯皇帝是多么愚蠢和猜忌，便直接采信了“先中反间计，第二天立马下狱袁崇焕”的这一说法。原文为“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看到这里，不禁要注意到，金庸引用的是何种史料，于是便看注释，金庸的注释中标明了出处：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因此，金庸所依据的史料是王氏《东华录》和《崇祯长编》。笔者仔细对比了这两部史料，发现金庸所说和《东华录》的记载相吻合，然而《崇祯长编》的记载确实和《东华录》有很大出入的。据《崇祯长编》的记载，袁崇焕下狱是在十二月辛亥朔（见本文最后的注1），而反间计施行的时间是十二月甲子（见本文最后的注2）。根据我国古代天干地支计日的方法，辛亥朔是初一日，那么甲子就应该是当月十四日，就是说反间计是在袁已经下狱的情况下施行的。这两本资料金庸都加以引用，以金庸之博学和考据功夫，肯定两种记载都会注意到，但却采信了王氏《东华录》的记载，直接无视了《崇祯长编》。所以对金庸而言，取舍之道在于是否于某之观点有所助益，利则取之，不利则舍之，一切皆由主观意愿所定，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可取。

以这样过于主观的态度写评传，是否会出现相互矛盾之处呢？那恐怕在所难免，在《袁》中出现过以下两处文字。
文字1：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
文字2：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

前者中说崇祯皇帝暗中筹划和满清议和，后者却又说崇祯皇帝决不与满清打任何交道，相互矛盾。以金庸之学问，怎会出现如此低级失误？
其实，原因很简单，前者之所以说崇祯皇帝暗中议和之事，旨在说明议和是很犯忌讳的，连皇帝都要顾忌。然后进一步说明袁崇焕是抵抗了多么大的压力、以多么巨大的勇气一力承当议和之事，赞扬袁崇焕“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同情袁“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金庸文字自述道“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其实我想说，袁崇焕议和，不过是因为议和于时局有利，便借议和争取时间，而以袁蛮子一向的莽撞个性和从来不讲政治的行事风格，恐怕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的什么大智大勇、浩然正气，精神上的痛苦恐怕亦未必存在，一切都是金老在书房闭目意淫出来的罢了。

后者说崇祯皇帝决不与满清打任何交道，则是为了说明崇祯皇帝是多么的狂妄自大。

议和，本来是件犯忌的事，金庸，为了证明袁崇焕议和需要抵抗多么大的舆论压力，就把崇祯皇帝暗中议和的事情搬出来，为己所用。而后，当他需要说明崇祯皇帝有多么狂妄自大的时候，却笔锋一转又说崇祯皇帝决不与满清打任何交道，把暗中议和的事情又抛到脑后了。为了证明自己的两种观点，竟然可以煞有介事的引用相互矛盾的事例。由此可见，在面对浩繁史学材料的时候，金老的舍取，究竟又能有几分公正客观呢？恐怕还是“利则取之，不利则舍之”了。

整个评传，洋溢着英雄寂寞、壮士悲歌的基调，虽然所述大多属实，可是言语偏颇之处甚多，功是功，过也是功，还多次把袁崇焕和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作对比，来拔高袁的历史地位，把袁崇焕塑造成了千年不遇的完人。
和金庸一样，阎崇年也把袁崇焕几乎塑造成完人。在百家讲坛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也有同名书籍）的时候，袁崇焕有功绩就被百般颂扬，有过失就为他辩护洗白，偏颇之处甚多，其手段和金庸如出一辙，无非就是“取”、“舍”、“扬”、“抑”这四字真经罢了。
金庸和阎崇年都为袁崇焕的事迹深深的震撼了他们的心灵，这的确是很奇怪。我一直在想，我们平常人心底是否都有一种“造神”的潜在意愿？而袁崇焕，有大功于社稷却又蒙冤被杀，百余年后乾隆皇帝又给翻案，整个就是一段传奇故事嘛，又带有悲剧色彩，哪有不被拿来说事的道理？于是不断的有所谓的文化人，研究、考据，然后发现袁崇焕战绩是多么辉煌，理想是多么崇高，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可偏偏既受忌于君王，又不容于群臣，英雄寂寞，不得善终。最后，告诉大家，袁崇焕是神！至于这尊神的一些软肋，呵呵，不过都是因为神的大智大勇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而已，神是不会有缺点的。

袁崇焕，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金庸、阎崇年等人认为他是千年不遇的大英雄，《窃明》的作者灰熊猫又几乎认定袁崇焕为卖国贼了。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曾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连载）一书中对袁崇焕做出这样的评价：“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或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基本就是扯淡。”“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他大都遇上了。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他始终没有放弃过。”
当年明月的评价，很中肯，但是明显受到各种其他观点的影响，有些过于中庸了。

袁崇焕是个大英雄，勇、忠、严、廉，国之栋梁，用好了可以成为一个活长城。但是性格有些莽撞，对政治极不敏感，这点在普通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袁崇焕来说这点却是致命的。

    金庸先生写武侠无人能及，可终归是个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这篇《袁崇焕评传》，不过是金庸先生照着自己写小说的路数，闭目意淫出来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救世主式的千古英雄而已。也就如金庸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恐怕是在于它的可读性。


注1：
崇禎长编卷之二十九
　　崇禎二年十二月
　　○崇禎二年十二月
　　崇禎二年十二月辛亥朔免朝
　　侯补京卿米万钟以
　　大清兵以驻通州十里之外京师尚无侦探移书问兵部侍郎申用懋荅以止闻在蓟不闻在通而庄户蒋玉等四人亲见
　　大清兵驻营通州万钟具疏以闻
　　以南居益為工部尚书
　　以钱春為户部左侍郎督理边餉曹珍康新民為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
□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黑云龙等锦衣卫堂官召对逮督师尚书袁崇焕於狱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寧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会同马世龙施洪謨等立功

注2：
甲子总理满桂请敕尤世威等恊勦从之
　　大清兵驻南海子
　　改吴鸣虞為吏部文选司员外
　　霸州道周诗弃城逃
　　提督大埧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餉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餘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逓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逓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闻毛文龙掣了臺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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